科举自唐创立，发展到明朝已相当完善，科考时间和录取人数都有定制，最后为平衡南、北差异，连录取区域的比列也有规定。
天启七年八月，大明各地举行了乡试，按理会试和殿试应该在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一年的二、三月举行，可这次的科考时间却发生了变故。
天启七年底，朱由检召开的会议预测后金将在崇祯一年二、三月间入侵，加上崇祯与林丹汗的峰会，内阁将原定在二、三月的会试、殿试的时间都往后推了四个月，改在六、七月份举行，这也是朱由检着急从呼和浩特赶回来的主要原因，不想错过这次重要的考试。
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，各地的贡生从四面八方朝京城涌来，一些家境好但今年没资格的也有来混个脸熟；一时北京的客栈、酒肆、青楼聚满了学子，他们以同乡、同期为由聚在一起慷慨激扬的谈论北京新貌、时事政局、指点江山，早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员不能讨论国策的规定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；
有些人更是组建了自己的小团体，树立了明确的目标，如后世“复社”的前身“燕台十子之盟”，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就被某些人给利用，搅进了朝堂的争斗当中。
虽然五月底的那场新颖、震撼的凯旋仪式令在场的学子们热血沸腾，毕竟这是自万历三十年以后最大的军事胜利；无数学子认为大明中兴终于有希望了，自己生活在一个强大、富强、令人自豪的大明，完全忘了大明其实是财政崩溃、弱不禁风，一吹就倒的境地。
这些学子没几个认为是武将们指挥的的结果，没几个认为是军士们不怕牺牲、搏命拼杀换来结果，更不会认为是那些卑贱的工匠没日没夜干出来的结果。
他们认为是他们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结果，是三位督臣指挥若定的结果，是朝堂文臣“努力贪污”的结果。
这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这个时代读书人一种普遍的观点，时代的特性。
看到北京的变化和北京人对皇帝陛下的敬重，他们好在还不敢在攻击当今皇上，有个江南来的贡生不信邪说了句：当今圣上好武亲阉，非明君所为。
结果被边上喝茶的京城百姓围住不放，破口大骂了半天，不认错坚决不放那贡生离开；读书人岂能如此，贡生拒不认错，双方僵持不下害得店家的生意都黄了，店家忙将两边的人都请出门外，茶钱都不要了。
此人回到所住的客栈，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整齐的放在门口，店家说：本店不接待不识好歹之人，请另寻住所；此人在京城晃悠了半天愣没一家店愿让他
住，一天后才被好心人接入江南会馆才避免流落街头。
从那后京城各店家不约而同的在店里贴上张纸条：不得非议当今圣上，
如此多的青年学子聚在北京，一些有心人不弄点事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，二十五日朝会内阁名单定了以后，怒火终于爆发了，他们要抗争，要维护读书人的体面；不能让阉党、武将、工匠跑到自己前面去。
到了五月底，京城百姓对凯旋仪式的热潮已过，大部分学子又开始议论考试和朝局政事；一场“驱阉党、尊礼教、重士人”的学生运动在京城开始了，先是一群贡生情绪激动的在国子监抗议朝廷不重视士人、无故推迟科举，要朝廷出面解释。
东厂第一时间就将此事报给了休假的朱由检，并将幕后的几个主使之人查明清楚，但朱由检不想用暴力阻止，说：都是年轻人，让国子监的人酌情处理。
国子监无力的解释没人愿意听，也不想听；那些贡生见诉求得不到满足，的要求更变成了：尊重儒学、重用士人、驱除阉党、肃清朝纲；这次他们不仅在国子监闹了，而且跑到学子聚集的地方游行、演讲，很快就拉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；他们很聪明不攻击皇帝本人，只攻击内阁、朝堂的阉党，至于谁是阉党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极具欺骗性的宣传，连一些忠君社的人都参加了游行队伍；他们聚集了上千人，抬着孔子像和孔子牌位将贡院团团围住，要求铲除阉党、内阁下台、任用贤能、敬重儒学、礼敬士人。
朱由检听到这消息，知道这学生闹事的味道变了，这是有心人存心要将事情闹大；可朱由检倒不怕事情闹大，除了让厂卫秘密监视、殿前直军秘密戒备，没做其它措施，任由事态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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